另一方面，在天朝宗藩体制下，岭西的诸侯外藩间，也有三六九等之别。通常情况下，地位最高的自然是唐人诸侯，及其后裔分家支族，其次是追随征战的各族归化诸侯；以及协同作战的本地土族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被击败和征服的本地势力，在降服后接受了大唐的册封，就此分裂成若干个中小藩属；也构成了大唐/天朝的宗藩体系的最外围部份。而在唐人诸侯间，同样也有一条隐形的等级资序。

其中资格最老的，无疑是第一批分封域外的西征将领，及其流传下来的家门后裔。以追随对年的亲兵和将校为世臣，就地解甲归田的军士、兵卒为藩士，世代尚武成风，堪称唐人诸侯中的武力担当。

而身份最为显赫和尊贵的，则是大唐外迁/分封的皇族宗亲，其陪臣和属官、仪卫；同样构成了最初藩邸的基石。其次，是来自东土大唐的高门望族、勋贵戚里、大臣显宦的子弟，在域外建立的分支。

她们同样有来自家族的扶持，也有追随创业的家将部曲，门人清客；因此，当这些高门显贵子弟，在域外的激烈征战中，最终脱颖而出或是站稳脚跟，自然也构成了，第二、第三代的诸侯外藩中坚。

而待到第四代、第五代的外藩诸侯诞生时；成分也变得更加复杂，甚至有些良秀不齐的味道。除了照例追逐功名和基业的各家子弟外，也混杂大量商人、会社和义从团体背景，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。

因此，当这些源自东土的形形色色民间势力；因长期捐纳赞助和协从大征拓的功劳、资历，而最终得到相应城邑和土地作为酬赏；或是指定区域作为立足之地后，自然而然也形成了，新的藩家雏形。

只是，这些藩家的内部关系，就要松散和混乱多了；作为明面上的蕃主家族，也只是诸多一起创业的老兄弟（合伙人/投资者），公退出来的领头人而已。因此，常常存在有力世臣与蕃主的博弈较量。

而作为大唐在岭西各地，为数不多的驻军和相对有限的官方力量；只要能长期团结和依靠，其中一部分忠于大唐的诸侯外藩；就可以轻易的压制住大多地方势力；让时间来完成潜移默化的渗透改造。

而姑墨州/都督府，就是这种理想状态的典范之一。境内既没过于强力、强势的大诸侯，也没太过深厚的背景和渊源；更没战败后迁徙安置的土族残余，依靠繁衍生息的唐人后裔，已实现部分郡县化。

不过，江畋也没有选择进城，因为身为半个本地人的“追风大侠”冯保真，已经通过本地的关系，预先将消息打听好了；而曾经多处往来过，这条线上的义从首领曹元深，也找到了目标的所在位置。

那是一处距离首府怛没城，约七八里外的卫星城镇；也是唐人移民在当地建立起来的，诸多东土风格的居邑之一。因此，透过低矮的土木围子，各种祠庙、佛塔和钟鼓楼、亭台楼阁，若隐若现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