似乎是受到他战斗力充沛的潜在刺激；在这段时间内，至少又有十多名的朝臣、京官，以年迈、身体不虞之故，主动请辞或是告病还家；或者干脆就是上书请求外任地方闲职，只为了避其锋芒而已。

当然了，身为东宫旧臣的狄怀英，这一系列举动也不是无的放矢；而是为了配合新君倡导的，节俭慎用、恤养民力的主张；虽然，身为践祚不久的新君，不可能轻易改变和扭转，偌大体制的惯性。

但是，作为新君最基本的态度和执政风格，却多少可以吸引一些有识之士，乃至是想要上进的投机之辈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作为新生事物的邸闻和文抄，无疑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朝廷喉舌和风向作用。

甚至，在新君倡导的广开言路、四方纳谏如流之下；作为昔日东宫创办的《古文今要》，几个后续增设副刊，甚至成为了那些品级、身份不够，无法在朝会上进言的，广大低品官吏、士人的发声平台。

或者说，作为制造舆论的武器，报纸第一次在这个时代，展露出它真正应用的部分价值和威力。虽然目前还只能通过，强化人手和投入的馆驿体系；抵达一些望要大邑而已，甚至连部分州城都未普及。

但是，依旧架不住一时洛阳纸贵的现状，无论发行多少。都被官吏、士人、学子和商贾，争相购置或是雇人眷抄多份；再转送给亲朋好友，或是托送回乡里；以为某种时尚或是用作对朝廷风向的参详。

这一点，却是朝野上下的传统势力，或是沿袭成惯性的旧有官僚体系，无法阻止和公开对抗的既成事实。同样在新君登基之后，得到大力推进的，还有东南沿海的市舶使，和西域、边塞多处的互易场。

因为，在这些新兴的生意中，已经造就了一批潜在的既得利益群体；还同样变相巩固了，朝廷在西北延边地区的统治和控制力。商路往来的发达，还变相反哺到当地的驻军，减少朝廷维持的潜在成本。

还有在天下各处望要、名城大邑，推广官办学校和病坊（医院）制度；乃至开设定期的制科试，选拔医科学生；虽然导致的争议不小，但都没人敢于公开否定这种，救护黎庶、弘扬教化的政治正确性。

所能够入手劝阻和谏言的，也不过是由此产生的各种潜在靡费，对国朝财计所造成的亏空和额外支出的压力。因此，当这种声音出现在邸闻上，反而最着急的，是那些预定地方的官员和士民父老代表了。

毕竟，就算是显贵、官宦和豪富，甚至士族之家，也不能确保自己不会生病，更期待能够得到就近的医疗资源，及时的救治。而长安病坊的成功范例和名声在外，也足以让大多数人忽略和无视其中风险。

因此，只要稍加以推波助澜，就有一大堆来自地方的***，如同雪片一般的压倒了朝堂之中的质疑之声。再加上新君宣布将从内孥出钱，地方官府安排场地，并接受地方的捐赠，很快就已初见成效。

相比之下，普及官办学校则只是附带的产物；之前，高宗、太宗时代，就已经在各地推广官学。但是李弘所推行的略有不同，属于文字、书法、数算的启蒙，投入极少，也只占几个学官名额和教师料钱。

同样取得较大进度的，还有以宣慰之名派出众多的使者，清查各地军府府兵现状的工作。在军府相对集中的关内京畿道、河南都亟道，已基本完成了初步统计，以及用以充当对照的多轮暗中数据收集。

但除了这些投入少而见效快的部分项目之外，新君想要在其他方面推动的革新尝试，就不免明显阻力重重，乃至是难以推动了

。比如，新君李弘在还是太子时，就想要改变的转输法，只推行了小部分。

剩下的大部分进程，则是因为牵涉到太多，既得利益的群体和现有的当权阶层。毕竟，他还没能成为开元天子那样，身负天下之望的莫大权威和足以独断专行的朝堂控制力。所以只能妥协暂缓徐图之。

同样受到巨大阻力的，还有推广官办的飞钱生意，并且形成全国性汇兑体系网络的上书。因为，这其中牵涉到诸多权门显贵，乃至皇族宗室、外戚勋贵门下，抵店、坊柜和质铺的生意，典型与民争利。

因此，新君也只能退而求其次；私下以内臣经营皇产的名义，继续沿用和扩张，东宫时期就铺下的飞钱联庄兑换网络；在原本投献东宫的商人配合下，潜移默化的将这些抗拒变化之辈，挤走和取代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