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合赞汗的传记说，当年，波斯教士们曾经多次向他反映，希望他监督手下的将军们。因为这些游牧部落出身的将领，信仰非常不虔诚：他们作战的时候，如果赢了，就会吹嘘自己的勇武和谋略；而要是打输了，就开始怪胡大没有保佑好大家。

对此，合赞汗也没什么办法。

这种好处归自己、责任归神的态度，容易破坏宗教的权威。属于正经教士都想管，但总是管不住的。

真正在理论上放开这种行为的，估计是拜上帝教和天方教的“新教”运动。

以欧洲的情况为例，马丁路德当年提出的理论，被归纳为“三个唯独”：唯独信心、唯独圣经、唯独恩典。这三条成为各类新教的起源，也是最明显的核心特征。

唯独信心的意思，就是不承认罗马公教提倡的“善功”。公教教会认为，人的信仰和人的善举，都是成为义人，得到救赎的关键，而新教只承认信仰，不承认善举的作用。

这里的根本分歧，是对于原罪的理解。

罗马公教认为，人是可以行善的。天父会把“义”，也就是一种神圣化、概念化的恩赐，灌注到行善者身上，让他能够得到救赎。如果这个人一生都坚持义举，得到天父的欣赏，那么就能进入天堂。是否行义，是个人的自由选择，凡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与天父合作。

但新教对原罪更加看重，否认善行的意义，认为只有信仰是决定因素。后来加尔文对此进一步论证，总结出“人的全然败坏”理论，也就是说邪恶是无所不在的，已经深入人的根基和本性之中，人就不可能自主地去行善。

这个理论波及的范围，远超宗教领域。直到几百年后，郭康生活的时代，依然有不少人在世俗领域中，都还喜欢到处使用“人性败坏”的说法，什么事都能归因于这种黑暗的“人性”。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新教理念，而且很大可能是更激进的加尔文一系的话术，被人引入进来的。

而对正教来说，这种理论就更加让人难受了。相对于公教教会，原罪论对于正教来说，重要性更低。这种刻意的强调，从理论基础上就难以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