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庭的流程进入后半程。首先，由安杰作最后的辩护发言。

“先生们。”安杰走到陪审团席之前，对着这些关键先生们开始演讲：“如前所述。我的当事人，德肋先生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。”

“醉酒猥琐，自控力低，口无遮挡……甚至在夜晚的大街上公然骚扰一个刚成年少女，真是令人作呕。”安杰毫不留情地鞭挞他的当事人：“作为一名法务人士，我绝不会去掩盖这种污点，错了就是错了。而他因此被拘押，都是罪有应得。”

“他活该为其不堪行为买单，但是。”安杰话锋一转，声调也有所提高：“却配不上之后强加于他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名。除去上述污点，德肋先生同时也是一个勤劳，负责，好心的人。德肋先生愿意牺牲工期和产量，让工人放假去参加当地庆典节日，还给值班工人额外补贴。诸位先生，如今工人每天10到12小时的工作时间，乃至全年无休可都是常态。他这么做，简直就是在对抗他的老板。”

“同时，他又很谨慎和负责。”安杰继续描述：“对于因故不能及时外运的货物，他会在存放期内进行突击检查。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，不因快捷运输制度而放松要求。当然，也可理解为这个人天生胆小，怕出事。事实上，如果事故当晚他仍留在矿区并去检查货柜，那死掉的将会是他。”

“所以，就德肋先生本人而言，就是个一生仅此一次污点的普通人。没有不幸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，也没有离奇的邪教信仰或密切往来，这样一个普通又胆小的人，怎么会突然想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他的动机是什么？没人，包括公诉人能说得清。”安杰耸起双肩表示怀疑。

“让我们看看德肋先生被指控的罪名吧，所谓的危害公共安全罪。”安杰分析说：“月铃矿区的不幸事件是事实，不可否认。问题在于，谁，以什么方式，实施了无差别的故意伤害行为。从控方提供的证据及证言来看，始终无法清晰回答被告犯罪的故意性与行为逻辑。”

“先从作案工具看。”安杰挑出一个关键点继续讲：“公诉人坚持所谓不明致命生物是造成值班工人死亡的直接原因，而德肋先生与那些危险东西有联系，所以指控其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。这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。”

“我们可以先不考虑那些难以理解的不明致命生物机制。”安杰举了个例子：“就以枪击案为例。假如一具尸体的旁边掉了一把枪。公诉人连这把枪能否开火、有无被用于击杀死者的关键问题都搞不清楚，就单方面认为其合法持有人故意用该枪杀人。先生们，这合理吗？”

“回到这起案件，德肋先生在其中的角色和处境是差不多的。更何况，他并非不明致命生物的持有人。他只是一个矿区主管。现在，他管理下的庞大矿区中，某个仓库里的某个货柜，在6月16日没发现过异常物体，6月17日突然混进其中的不明生物暴起杀人。然后，公诉人以此为理由，指控事故当晚不在场的德肋先生对此负有法律责任。”

“这真荒唐。”安杰摇摇头，摊开双手接着讲：“就如我之前所说的，这起案件的疑点始终没被解释清楚。第一，德肋先生亲自或指使别人搬运不明致命生物了吗？没有证据。第二，既然不明致命生物被证明是从货柜中出现的，那之前又是如何安全装进去的？也没有证据。第三，不明致命生物到底如何杀害值班工人的？为什么只对两个本地人造成轻伤？还是没有证据。就凭这三点，甚至无需去质疑那些东西是否为所谓的不明致命生物，都能看出一条似是而非的逻辑链。”

“可如今，这条错漏百出的逻辑链，被公诉人罔顾事实地拿过来，作为毫无道理的定罪依据和枷锁，套在一个无辜的普通人身上。”安杰呼了一口气，动情地说：“这种证据不明确的类似刑事案件，我见过好几起在法庭阶段就被驳回并撤案的例子，可这个案子却还能一直推到二审阶段。先生们，今天公诉人所追加的证据、证人证词，都没有解决上述三个关键问题，跟一审之时相比也没任何核心突破，纯碎是在利用法律程序，把我的当事人关押至今。”

“所以，先生们。”安杰提高语调呼吁：“法律的正义，掌握在你们手上。是给予无辜的人自由，还是给予枷锁？如果只是想快速结案，为四名不幸的遇难者找一个替罪羊，那就不用思考，直接判他有罪好了。至于案件的真凶何在，其是否正在策划下一轮的恐怖袭击，那就让公正的检察院去调查吧，只希望真凶有朝一日伏法时，能还以德肋先生清白。”

“我的发言结束了，谢谢。”安杰向陪审员们鞠躬后，返回辩护席。

嗯……我听到法庭中议论纷纷的声音，从旁听席到陪审团席，都有人在交头接耳。

霍顿法官不得不再喊一声“肃静”，并让戴莎做最后陈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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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

“法官阁下，陪审团的先生们。”戴莎走到法庭中间位置，面向审判者们，开始最后的演说：“作为一名检察官及公诉人，我接触过许多刑事案件。不同于那些动机明了、有迹可循、逻辑清晰的普通案件，这起案件确实存在超出常理、难以理解的疑点和难点。但是，造成的死亡后果是既定事实，而这个事实与被告紧密关联。我认可辩方律师说的观点，‘错了就是错了’，但我指的是被告错在月铃矿区死亡案件上，并坚持被告配得上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，因为他没尽到法律意义上的严格责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