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于后世，绝大多数以一月为元月、岁首的朝代：如今汉家，是以十月作为岁首元月的。

倒不是因为汉家特立独行，觉得这样做很酷——仅仅只是因为汉家至今，都还在用始皇嬴政颁行天下的《颛顼历》；

而《颛顼历》最显著的特征，便是以十月作为一岁之首。

汉家沿用秦《颛顼历》，直到历史上的汉武帝太初元年，才改用武帝《太初历》，也是后世学者‘汉承秦制’之说的有力佐证之一。

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而言，一年的开始，既不是按照《颛顼历》所说的十月初一，即‘元朔’，也不是后世人印象中的正月初一，即元旦。

——而是春耕。

在这个时代，春耕才代表着‘新的一年开始’，代表着又一个轮回开启。

农民播下种子，灌溉土地，并经过春、夏外加小半个秋天的劳作，最终得到与劳动匹配的收获；

而后便是带着全家猫冬，静静等候下一年——等候下一個轮回。

所以，任何阻碍春耕、秋收的举动——无论是朝堂还是外敌，都会在这个时代引起众怒。

外敌自不用多说：匈奴人年年都在秋收之后，跑到北墙一代打草谷，搞得汉家百姓——尤其是北墙一带的边民，恨不能顿顿生吃匈奴人！

朝堂也大差不差：去年秋收前，吴王刘濞悍然举兵，吴楚七国之乱爆发，关中便一度人心惶惶。

好在天子启并没有第一时间召集关中男丁，而是给足了百姓收获的时间，这才没耽误关中的秋收。

虽然天子启的本意，是以此为借口拖一拖，让梁国的损失再大一些，但对百姓而言，却也已是值得歌功颂德的事了。

而后，关中百姓的忧虑，又变成了今年的春耕。

只是最终，由吴王刘濞发起，齐、楚诸王景随，声势浩大，兵祸波及大半个关东的吴楚七国之乱，却在爆发仅仅三个月之后，便被太尉周亚夫一举平定。

眼下，关中还有许多户人家，没有等来随军出征的男丁。

但没关系；

只要仗打完了，就碍不着春耕的事儿。

至于家里的顶梁柱不在，会不会影响春耕的进度？

考虑到随太尉大军出征平叛，且至今都还没传回死讯的关中儿郎们，将必定会从关东满载缴获的物资，以及朝堂的赏赐、武勋回归，农田减产稍许，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……

“所以~”

“一场吴楚之乱，让关中小半农人，都凭朝堂的赏赐，以及在关东的‘缴获’发了财；”

“而太尉大军至今没有班师，又稍影响了关中今年的春耕。”

“——农人手里的钱多了，秋后产出的粮又少了；”

“再被有心之人推波助澜着，粮价便顺势涨高，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？”

未央宫，少府官署。

毫不客气的端坐于上首主位，看着老岑迈递给自己的、少府刚从关中各地收集汇总出来的粮价表，刘荣思虑片刻，便沉声道出了自己的猜想。

就此刻，刘荣手中的竹简所示：当今天子启三年春三月初一，关中除长安外的地区，粮价达到了每石七十四钱到八十六钱之间。

十二钱的波动，考虑到各地区的产出不同、粮食运输难度不同，还算在合理范围之内。

但刘荣关注到的，却是这份汇总表中，关中除长安以外的地区，粮食均价居然达到了八十三钱每石！

关中上一次出现标价‘八十三钱每石’的粮食，得追溯到足足十六年前了。

彼时，《尚书》博士兼太子家令晁错，向先帝呈上了《论贵粟疏》。

通篇千余字，提炼过后的核心观点，或者说是最具实际价值的操作模式，则不外乎‘输粟捐爵’四个大字。

——通过鼓动民间捐献粮食，来缓解边墙军粮紧缺的问题，再以爵位作为报酬，来提高民间用粮食换爵位，即‘输粟捐爵’的积极性。

于是，无数空有万贯家财，却无半点爵位的‘商贾贱户’们，开始豪掷千金，从内史换得少上造（十五级）、大上造（十六级）等在秦时，得几十上百颗敌军首级才能换来的军功爵；

农人贫户穷一些，却也有的是人咬咬牙，拿出三五十石粮食出来，换个不更（四级）、大夫（五级）等爵位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什么不时之需？

当然是抵罪了！

要说汉爵最有价值的特性，便是在犯罪时，人们可以不用付出钱财罚款，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，而是可以用爵位来抵罪。

罪轻一点，便降爵一级；

重一些，也大不了一撸到底，重新变成公士（一级）嘛！

总好过被杖责、刑讯，乃至送了小命？

就这么着，晁错一纸《论贵粟疏》，便在整个关中范围内，引发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捐粮潮。

而百姓‘输粟捐爵’时捐献的粮食，也都按照晁错的提议，被送去了军粮紧缺、边防部队饥一顿饱一顿的边墙。

然后，关中就开始缺粮食了。

原本关中能自给自足，甚至还能往关外运粮；

结果一出‘输粟捐爵’，让关中相当一部分粮食被送去边墙，关中出现粮食缺口，反而还得从关东，以及巴、蜀输入粮食。

就这么着，关中的粮价才在当年——在那年的大丰收之后，一反常态的达到了八十五钱每石。

之前一年，关中平均粮价七十石出头，之后那年，也同样是在七十二三钱左右浮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