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嗣源病中闻变，病情加剧，决定由李从厚嗣位，便命孟汉琼赶往魏州，召李从厚回京。

是月二十六日，李嗣源驾崩，而李从厚直到三日后，方才赶回洛阳。

同年十二月初一日，李从厚在西宫为李嗣源发丧，并于柩前即皇帝位，他遵照李嗣源遗命，“以日易月”，服丧二十七天。

二十八日，李从厚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，并召翰林学士为他讲读《贞观政要》和《太宗实录》，他虽欲励精图治，但却不懂治国之道，处事优柔寡断，且无识人之明。

当时，朱弘昭、冯赟自恃有拥立之功，专擅朝政，将李从厚的亲信都排挤出朝廷，又将禁军指挥使安彦威、张从宾外调为领主，借机掌控了禁军兵权。

李从厚虽然不悦，却无可奈何。

潞王李从珂是唐明宗的养子，自幼随父征战，在李火灭朱金之战中屡立战功，官至凤翔领主。

河东领主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也是战功卓着，深得军心。

这二人的官位、声望皆在朱弘昭、冯赟之上，因而深受忌惮。

当时，李从珂的长子李重吉担任禁军控鹤都指挥使，女儿李惠明在洛阳出家。

朱弘昭将李重吉外放到亳州任团练使，削去其禁军军职，又将李惠明召入禁中，实际上是作为人质。

李从珂见儿子外调、女儿内召，知道朝廷对自己有猜忌之意，心中疑惧不安。

应顺元年（934年）二月，李从厚听从朱弘昭、冯赟的建议，通过枢密院调令对凤翔、河东、成德、天雄四镇领主进行易地调动，并派使臣监送，其中，李从珂被调离凤翔，改镇河东。

李从厚本想借此削弱四镇实力，但因未按朝廷规制下达制诏，引起各领主的极大不满，李从珂在部将的鼓动下，趁机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，起兵叛乱。

李从厚忙征调西都留守王思同、护国领主安彦威、山南西道领主张虔钊等六镇领主，联军征讨凤翔，同时将李重吉幽禁于宋州。

同年三月，朝廷派遣的诸道军马汇集凤翔城下，大举攻城。

凤翔城低河浅，守备力量薄弱，东西关城接连失守，城中将卒死伤严重，李从珂只得登上城头，自陈战功，哭诉朝廷信任奸佞，无罪诛杀功臣，他恸哭不止，哀感诸军。

当时，张虔钊负责主攻城西南，因急于求功，命亲军持刀刃驱逼士卒攻城，士卒愤怒不已，纷纷倒戈反攻，羽林指挥使杨思权、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趁机率部投降李从珂，王思同、张虔钊等六镇领主大败遁走。

李从珂乘胜东进，攻入西都长安。

李从厚得知诸道军马兵败凤翔的消息，不禁惊慌失措，在朝堂上对朱弘昭、冯赟等人道：“先帝辞世之时，朕本无意争夺帝位，都是被诸公所拥立。朕幼年继位，将朝政委托于诸公，对诸公所定的国家大计无有不准。

这次兴兵讨伐凤翔，诸公无不自夸，称平叛不足为虑。如今事已至此，诸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祸局？

如果没有，朕便西去迎接潞王，以帝位相让，如仍不免罪责，纵然是死也心甘情愿。”

朱弘昭、冯赟惶惧不安，无言相对。

李从厚遣使宣召石敬瑭入朝，想让他率军抵御凤翔军东进。

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打算投降李从珂，请求率京中禁军出征，而马军指挥使朱洪实则主张以禁军坚守洛阳，二人争执不休，皆称对方是想趁机造反。

李从厚难辨是非，竟将朱洪实斩首，他倾尽府库，大肆犒赏禁军，并许诺平乱后还有重赏。

禁军军士却并不感念皇帝恩德，反而更加骄纵，行军途中肆无忌惮，扬言要到凤翔再领一份赏赐。

不久，李从厚又命处死李重吉、李惠明。

李从珂攻破陕州后，传书慰抚京中百官，称自己此番入京只诛朱弘昭、冯赟两族，让他们不要忧虑。

而这时，禁军刚行至新安，便已百十成群，争相奔向陕州，康义诚到达陕州境内的乾壕时，麾下仅剩几十人，遂向李从珂请降。

李从厚忙命宦官召朱弘昭入宫，商讨对策。

朱弘昭却以为皇帝是要追究罪责，投井自杀。

京城巡检安从进早有投降李从珂之意，趁机攻杀冯赟，诛灭其族，而后派人将朱弘昭、冯赟的首级送往李从珂军中。

李从厚见洛阳已经无法据守，决定放弃洛阳，逃奔魏州，再图谋复起，他命孟汉琼先行到魏州安排诸项事宜，并让亲信慕容迁率所部控鹤禁军把守玄武门，但孟汉琼一出城门，便单骑奔向陕州，也投降了李从珂。

当夜，李从厚从玄武门逃离洛阳，带着五十名侍卫逃奔魏州。

慕容迁原本表示会率部随行，但当李从厚出城后却关闭城门，派人与李从珂联络。

宰相冯道次日上朝，方知李从厚已经出逃。